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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为全球南方视域下中国出版业国际化发展暨“牛津大学出版史”座谈会活动现场。中新网王一安摄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季为民在致辞中表示，出版是文明交流的桥梁、知识传播的载体，更是国家对话、民心相通的纽带。牛津大学出版社数百年间在非洲的出版实践，留下了诸多可供研究复盘的案例。对比历史可以发现，区别于西方殖民非洲时期的“文化殖民”模式，中非出版交往走出了一条基于平等、互惠的文化互助之路，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原则，以务实的文化交流夯实中非友好根基。如今全球南方国家加速崛起，国际出版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。中国出版业坚持开放互鉴，一方面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，另一方面坚定文化自信，积极推动中外文明深度交融。本次座谈会以《变革：牛津大学出版社史(1896—1970)》为切入点，研讨议题兼具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。他介绍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作为国内哲学社会科学出版重镇，目前已与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家出版机构开展合作，签订版权协议1800余种，搭建起覆盖26个语种的7大海外传播系列，合作出版外文图书400余种。出版社愿以本次活动为契机，深化海内外学界、出版界协作，探索平等、多元、共赢的国际出版合作新模式，助力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。

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宋毅在致辞中指出，在全球南方不断发展壮大的时代背景下，梳理国际出版发展历程、总结跨文化传播经验，对推动中国出版国际化、深化中非文化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主办方希望依托牛津大学出版史这一研究样本，剖析不同历史阶段海外出版模式的特点，传承中非文化互助的优良传统，共同探索新时代中国学术与出版“走出去”的发展路径。

在主题发言与对谈环节，与会专家围绕新时代中非合作、牛津大学出版社在非洲的出版实践、非洲文学推广、数字出版转型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唐志超研究员指出，牛津大学出版社在非洲的出版实践产生了三重结构性影响：文化霸权内化、挤压本土产业、知识生产标准单向设定。他回顾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新中国与非洲平等互惠的出版交流历史，并提出新时代中非出版合作的四条路径：一是坚持非洲本土语言优先，让中国故事进入非洲民众的母语世界；二是从版权贸易升级为联合选题策划与共同出版，共建编辑部；三是援建非洲出版基础设施；四是共建全球南方公益性数字知识平台。他强调，中国出版“走出去”不应重复另一套霸权，而应与全球南方携手打破知识垄断，构建多元、平等、互鉴的新型出版秩序。

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哲学、古典学与人文学系裘德·楚迪·奥克帕拉教授谈到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非洲语言圣经翻译如同“特洛伊木马”——它既推动了非洲扫盲与文字规范化，也植入了殖民时代的认知体系，造成本土文化与宇宙观的割裂。然而，非洲民众并未被动接受，而是结合自身语言、习俗与信仰进行本土化重构，形成了独特的“非洲圣经”。这一过程揭示了知识传播与权力的深层绑定，也证明了非洲始终是圣经思想的创造者，而非被动接收者。

肯尼亚东非教育出版社社长、首席执行官詹姆斯·凯里·卡贸乌指出，独立初期肯尼亚为快速普及全民教育，选择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国际机构合作是务实且必要的，有效解决了教材短缺问题。但他强调，教材是文化载体，若长期依赖外来机构编写，会不自觉带入外部视角，导致本土认知偏差。这启示我们：教育普及必须与文化主权建设同步推进，不能只追求覆盖面而忽视本土产业培育。国际合作应优化模式，借助外力壮大本土出版能力，唯有从知识接收者转变为知识创造者，才能实现可持续的教育与文化主权。

伦敦国王学院全球事务学院访问学者伊丽莎白·旺贵·瓦·戈罗指出，语言消亡不仅是词汇的消失，更意味着背后整个社会、文化与全球知识的断层。她强调，必须正视殖民时期遗留的不平等权力关系，通过非掠夺式的合作与团结，将语言视为全球共同文化遗产加以保护。为此，她呼吁建立具备伦理规范的跨文化交流模式，试点建设代表性语料库，完善作家与译者的权益保障，并警惕人机协作中翻译工具的固有偏见。她认为，只有扎根本土、依托技术和国际合作来赋能社群，才能真正推动全民阅读与跨文化理解。

会议上对新书《变革：牛津大学出版社史(1896—1970)》进行推介。该书系统梳理牛津大学出版社跨越百年的发展与变革，勾勒其海外出版的历史轨迹，是解读国际出版演变、研究跨文化传播的权威著作。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引进，北京外国语大学何明星教授主持翻译，即将正式面世。期待以此书为载体，为学界与出版界研究国际出版历史、探索中外出版合作新路径提供详实参考。